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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聂耳的路——朱践耳百年音乐人生******

　　作者：董 剑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自从1963年诞生以来，曾打动了无数人，激励了无数人。这首歌曲是作曲家朱践耳根据雷锋事迹谱曲而成。

　　在百年人生中，朱践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多情的音乐世界。他的音乐人生堪称中国交响乐史的缩影。

朱践耳 上海图书馆馆藏藏书票 刘明辉/作

　　朱践耳原名朱荣实，字朴臣，安徽泾县人。从少年时代起，朱荣实就十分敬佩聂耳，喜爱他的救亡歌曲和艺术歌曲。他对家里给他取的名字中浓厚的封建意味深感不满。21岁时，他更名为“践耳”。其中的“践”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决心步聂耳后尘，走革命音乐之路；二是想实现聂耳未能完成的志愿，去苏联留学，写交响乐。

　　朱践耳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朱践耳出生于天津，自幼就跟随家人迁居到上海生活。在中学时，朱践耳便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学钢琴等乐器，之后跟随钱仁康先生学习和声理论。1945年，在日本投降之际，朱践耳参军，因为体质差，没能去前线部队，而是留在了苏中军区文工团。当时文工团有一架手风琴，没有人会演奏，这架手风琴就成了朱践耳最趁手的武器，为战士们文娱活动做伴奏。在解放战争中，朱践耳成了军乐队的队长兼指挥，在革命大熔炉中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朱践耳写了大量讴歌革命的音乐作品，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让他一举成名。在火热的战地生活中，从小体弱多病的朱践耳身体日渐强壮起来，他曾说：“是革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新中国成立后，朱践耳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电影创作音乐。1955年，朱践耳只身来到苏联，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跟随巴拉萨年学习作曲。朱践耳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成为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一部力作。

　　1960年，踌躇满志的朱践耳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第二年，他开始负责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工作。此后，朱践耳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型声乐作品。1963年，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激起了全国亿万人民学雷锋的热潮。雷锋的精神、雷锋的品格和雷锋的事迹，伴随着学雷锋主题歌曲传遍了全国各地。

　　朱践耳就在这个热潮中创作了歌曲《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他也是唯一一位创作了两首广为传唱的雷锋主题歌曲的作曲家。

　　1958年夏天，词作家姚筱舟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在1962年被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写进了《新民歌三百首》。那时雷锋正在沈阳当兵，刚好看到这本书。雷锋很喜爱这首诗，他将这首诗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还将诗的两处做了改动，一是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二是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同年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朱践耳在阅读雷锋日记时，注意到诗作前两段内容，他为雷锋的精神所打动，仅用半个小时，就为这首诗谱了曲子。朱践耳的爱人舒群回忆，朱践耳无论是创作歌曲，还是创作大部头交响乐作品，只要酝酿成熟，就没有写得慢的。“他写东西，如果没有把握就绝不会写，如果心里掌握了，写得就很快。”

　　1963年，在上海召开学习雷锋动员大会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朱践耳也是在这一年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姚筱舟。

　　1975年开始，朱践耳在上海交响乐团任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交响曲创作生涯。64岁时，朱践耳完成了第一部交响曲。1978年，朱践耳首次将悲剧题材融入交响乐创作中，管弦乐合奏曲《怀念》由此诞生。1982年，朱践耳将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加工打磨，运用少数民族特殊的音乐调性与和声谱写下交响组曲《黔岭素描》。朱践耳的创作不是凭空想象的天马行空，他在西南地区的农村生活、考察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里，朱践耳第一次听到苗族、侗族的民族音乐，充分了解了西南地区民族音乐的风情，设身处地感受当地人的生活环境。有了这些积累，朱践耳才自信地说出：“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我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

　　1985年至1999年，朱践耳创作了11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18部各类交响乐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作曲家对于引入西方的现代音乐还持怀疑的态度。朱践耳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发挥到极致。他深知，想要进步就必须接受新事物，对西方的现代音乐的合理之处必须进行吸收。朱践耳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是《第十交响曲》。这部创作于1998年被命名为《江雪》的作品，将中国古琴曲《梅花三弄》和唐代柳宗元的古诗《江雪》运用到西洋音乐体裁交响乐之中。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化魅力，将戏曲和古诗的吟诵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交响乐中的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作品将录音资料与乐队的现场演奏结合在一起。古琴曲《梅花三弄》是由龚一演奏并录制的，这种演奏方式不仅在中国的交响音乐历史上开了先河，还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在交响曲的编配中，朱践耳更是将十二音序列用“五声”性进行编排，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风格。而这也是他所刻意追求的。这部《第十交响曲》直至今日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朱践耳在西方的音乐体裁中加入了中国音乐的创作思维，看似传统的编配中充满着创新的技法，他将古琴、戏曲、管弦乐完美结合在一起，琴声、人声、管弦乐的声音浑然天成。

　　朱践耳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室内乐《丝路寻梦》，这部作品是他为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而创作的六重奏，2008年被改编为重奏与管弦乐合奏的版本。

　　2017年，朱践耳以95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在许多音乐学研究者眼中，朱践耳的音乐人生堪称传奇。他饱经岁月沧桑，人生步入花甲之年后竟还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完成了11部交响曲，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音乐格调，不仅表现出作曲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更展现了民族和时代特色。

　　“朱践耳先生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力量最全面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缩影。”作曲家叶小钢认为，朱践耳的创作是沟通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桥梁，他的作品诠释了音乐可以有更丰富的欣赏方式。在他的创作中，音乐可以朴实地演奏民族民间旋律，也可以华丽地奏出管弦乐队的辉煌；作曲技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排列，也可以别出心裁地体现独具一格的民族风情。

　　朱践耳创作一丝不苟，花费十年时间才创作出《第一交响曲》。他曾告诫青年作曲家，要静下心来下苦功。朱践耳的手稿永远工整清晰，别人常劝他不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写谱子。他说：“先生教的，每个符头，每根线都要对齐，连在哪里翻谱都要算好，方便指挥、演员阅读。”

　　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里看不到其他作曲家的痕迹。朱践耳的作品之所以可以不着痕迹地将中国的民族性融入西方的作曲技巧中，就是因为他长期浸淫于民族民间音乐之中。正如朱践耳所说，“现代的东西要拿到生活里去核对、分辨，才会知道哪些是中的，哪些是西的”。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16版）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持续保持访谈式教育课“热能”******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特战队员正在进行捕歼战斗演练。图为特战队员沿河堤快速追击。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平凡的榜样学得了

　　今年年初，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执勤六中队驻地附近突发山林大火。趁着风势，过火面积迅速扩大。山林植被茂密，火势不断蔓延，形势十分紧急。

　　“队长，让我上吧！”二级上士孔令杰主动请缨，带领几名战友，拿着镰刀和扑火工具，奔向失火现场。

　　山势陡峭，风向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困在火中。孔令杰带领大家顶着呛鼻的浓烟，成功开出了一条隔离带，控制住了火势。但这一仗，也在孔令杰和战友们的身上留下了一块块特殊的印记。

　　在支队访谈教育课上，孔令杰作为受邀嘉宾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了大家。

　　“我没想到，这个当初让我‘拼了命’想要逃离的大山，现在却成了我愿意用生命守护的地方。”授课现场，战友们的思绪随着孔令杰的讲述，一起回到了9年前。

　　执勤六中队营区地处湖南和广西两省交界处，群山环抱、密林丛生，不但距离市区远，而且大多是山间小路，曲折环绕、崎岖不平。

　　新兵下队，刚坐上驶向营区的大巴车，孔令杰就有些后悔。从市区出发，车越走越远，路越走越偏。抵达中队时已是深夜，看见营门口灯光下戒备森严的哨兵，孔令杰突然觉得“像只小鸟被装进笼子”。

　　面对无尽的大山和陌生的环境，孔令杰一时难以适应，丝毫没有了入伍前的豪情壮志。

　　孔令杰的转变，源自他的班长、一级上士胡灵。

　　那天，胡灵带着孔令杰来到巡逻区，在离中队最远的一个哨位前停下脚步。“这个哨位被战友们称为‘苗山红哨’，它距离山下一共有303级台阶，是中队最艰苦的一个哨位。这个哨位上站的全是党员，从没有发生过一次意外！”胡灵给孔令杰讲完哨位的故事，语重心长地说：“历代官兵用心守护的库区，现在传承到了我们手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守好？”

　　接着，胡灵又将自己一路成长的故事讲给孔令杰，让他深受触动。

　　胡灵新兵刚下队时，中队环境较差，做饭主要靠烧柴。于是，完成巡逻任务之余，官兵们还多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上山砍柴，然后背回中队晒干劈好、堆放整齐，保障大家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大山里落后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繁华的景象显得格格不入，但胡灵牢牢记住指导员讲的一句话：“正是因为有了山这边的安全，才有了山那头的万家灯火！”

　　怎样的军旅才算精彩？是风平浪静一路顺风顺水，还是历经风雨收获成长？那天回来，回味着班长讲的故事，咀嚼着班长说的每一句话，孔令杰的心中有了答案：“既然来到这里，那就要成为这里光荣的一份子！”

　　“面对日复一日的巡逻工作，你有想过换岗工作吗？”“在大山里夜间巡逻时，你害怕吗？”“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随着访谈的深入，台上台下交流得越来越热烈。

　　“思想教育是围绕人做工作的，一堂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课能直抵心灵，引人共鸣。”在现场观摩的一位支队领导有感而发。

　　从“想让官兵知道”到“官兵想知道”，一字之变反映的是教育理念的变化。一堂课只有听者想追问，才会有亮点，才能紧紧抓住官兵的心。

　　孔令杰和战友们每两个小时就要围绕库区进行一次巡逻，每天24小时不间断。当平凡的工作被具象后，在场的许多战友都向孔令杰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平凡的榜样学得了。现场的官兵普遍反映：“这样的身边人接地气，这样的身边事摸得着，我们喜欢听，也喜欢学！”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融安中队政治指导员赵浩钧（中）和新兵谈心。

　　有血有肉的教育课，更能打动兵心

　　访谈教育课上，让官兵印象深刻的不只有孔令杰，还有特战中队指导员张毅文。他的一番深情讲述，将教育课推向高潮。

　　仲夏时节，热浪滚滚。密林之中，武警广西总队第二季度“魔鬼周”极限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张毅文带领官兵一次又一次冲击着自己的极限。

　　10公里武装奔袭，特战队员们要负重30公斤。此前，他们已经连续进行了5天的高强度训练，大家双腿如灌了铅似的，每迈一步都那么难熬。加上那几天持续高温，不少特战队员身体都出现不适现象。

　　说起当时的情景，特战队员全智尧的表现让张毅文记忆犹新。由于个头比较矮小，很多课目对他来说比较吃力，在转移模拟人时，全智尧的手不慎受伤，鲜血直流。

　　考虑到武装奔袭后，全智尧还要进行狙击课目比武，张毅文便想帮他拿枪，没想到遭到了全智尧的拒绝：“如果一名狙击手连自己手中的武器都拿不稳，那他将没有存在的意义！”

　　全智尧的话给了张毅文很大鼓舞和触动。张毅文在队伍前后来回奔跑，将全智尧这句话传递给每一位官兵。

　　“只有在训练场上多流汗，才能在战场少流血，多胜算！”配合着情景剧，张毅文向战友们讲述着他带领中队官兵不断追梦、圆梦的故事。一个个血性突击的故事，如响鼓重锤，在官兵心头回响。

　　访谈教育课上，被邀请的先进典型都和张毅文一样，来自基层一线。他们中，有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助受伤群众的英雄，也有奋战抗洪清淤一线的党员代表，还有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普通一兵……

　　“对于官兵而言，一个个‘张毅文’就是一面面打赢旗帜，引领着官兵吹响战斗的号角。”该支队领导说，坚定官兵信仰，教育官兵心向战场，是访谈教育课的初衷。事实证明，有血有肉的教育课，更能打动兵心。

　　狙击手杜金浩入伍前，特别爱看影片《红海行动》，他的梦想就是成为像电影中顾顺一样又酷又飒的狙击手。

　　去年，杜金浩在特战选拔中脱颖而出，如愿成为一名特战狙击手。他说：“相比于电影里的艺术塑造，我现在的目标更明确了——要像张毅文指导员那样，勇敢追梦！”

　　“讲故事，胜于讲道理。只有不断拉近听者与讲者之间的距离，想方设法吸引官兵‘流量’，才能让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该支队领导说，从“一人唱好一台戏”到“众人共烹一桌席”，近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呈现形式，创新推进战斗现场话战斗、身教示范教品行、多人共授一堂课等教育模式。

　　唱响教育主旋律，呼唤更多新创举

　　现场观摩这堂访谈式教育课后，该支队警勤中队指导员黄宇立最大的感受是：“教育创新要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大胆变革、推陈出新，既要注重外在形式，又不能偏离塑造正确价值观的主线。否则，只会陷入模式化、概念化。”

　　曾几何时，黄宇立一度苦恼该如何提高教育质量，让授课效果更好。每次备课，他都挑灯夜战，到处搜集素材和资料，可最终还是收效甚微——

　　台下官兵不是“你滔滔不绝，我没有感觉”，就是“你有你的大道理，我有我的小确幸”，或者“讲得挺有道理，但和我的实际生活还有距离”……

　　受访谈式教育的启发，前不久，在一堂有关“如何预防手机失泄密”的教育课上，黄宇立另辟蹊径。为增强课堂的互动性，他邀请一级上士陈龙生为大家演示手机失泄密场景。

　　陈龙生曾连续两年获得总队通信专业比武第一名。在演示和互动环节，他通过电脑向一部手机发送了一个被伪装成游戏链接的木马程序。随后，这部手机上几乎所有的信息便在电脑上一览无余。官兵们惊叹之余，纷纷感慨：“以前，这种情节只听别人讲过，还真没亲眼见过，原来手机失泄密离我们真不远！”

　　小张作为中队文书，需要经常统计许多信息。为了图便利，他曾想出一个“妙招”，在微信里发布通知后，很快再选择“撤回”，他认为这样既能快速下发通知，又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一举两得。

　　“幸好自己当时没有这么做！想想真是后怕！”课后谈论环节，小张心有余悸，不但及时检讨反思了自己的错误想法，还和大家讲述了正确使用微信、依法严守保密规定的重要性。

　　思维一变天地宽，丰富的授课方式能大大提高课堂的活跃度。该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杨侃认为，在这个知识大爆炸、观念大融合、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教育不再只是一堂课，而是一个“生态圈”，既要做到与时俱进，又不能出现本末倒置，既要做到“百花齐放”，又不可过于“标新立异”。

　　不久前，红瑶族历史上第一位女企业家陈英花，身穿瑶族盛装，将自己亲手绣的党旗送到了融水中队。与她一起同行的还有10多名瑶族群众，她们都是历届“武警红瑶春蕾女童班”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让新兵了解驻地文化和乡土人情，激发官兵献身岗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融水中队指导员林远峰以党日活动的形式开展了一次访谈教育课。课上，林远峰特地邀请了当地苗族芦笙队队员和红瑶群众一起来到中队，和官兵面对面交流。

　　过去，由于祖祖辈辈奉行“狗不耕田，女不读书”的陋习，一代代红瑶女孩被隔绝在深山之中。为了让更多红瑶女孩学到知识，该支队一茬茬官兵自发捐款建起“武警红瑶春蕾女童班”。30多年来，近600名红瑶女孩从学校毕业，走向外面的世界。

　　“因为有了‘红瑶春蕾女童班’，我才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才有了走出大山的动力，有了创业的勇气。”陈英花和在场官兵谈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听着陈英花的创业故事，官兵们对“红瑶春蕾女童班”的理解更加深刻，“我们的一点爱心，可能会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上等兵杨宏来自云南大理，从参与驻地扶贫活动到见证驻地村庄发展变化，他深有感触地说：“这里和我的家乡一样，都在大山之中，没有什么能比看着自己‘家乡’的变化更让人振奋，我会更加努力守护驻地的安宁！”

　　从教育方式创新到教育理念革新，从优质课程打造到人才队伍建设，该支队以访谈式教育课为契机，逐步打开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子，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溢出效应”。

　　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开展访谈式教育课，特战中队指导员张毅文作为访谈嘉宾，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奋斗故事。

　　好教育当念“真字诀”

　　■王 旭

　　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集训以来，各级加紧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不断深耕新作，推进重构重塑。举凡各种创新之变、破立之举，莫过于念好一个“真字诀”。

　　真对接官兵。搞教育不是搞“空中楼阁”，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在教育“供给侧”上，要牢牢地让“供给端”精准对接“需求端”，守正创新使教育直抵官兵心灵。反观我们现在，一些单位领导嘴上喊着教育革新，但干的仍然是单向度“输出”的工作，没有针对性，也不讲因地制宜，一些标新立异、大道理朗朗上口而战士并不喜欢听的课被推为样板，让教育陷入一潭死水。

　　真发动官兵。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根本在于铸魂育人，关键在于发动好官兵。在教育中，不妨改“一言堂”为“众筹式”，一方面坚持领导带头，发动各级各岗位助力，另一方面把受教育者纳入教育“链路”，让他们真评教，甚至反哺教育资源库，真正形成“大教育圈”，让教学相长、人人受益。

　　真转变形式。哲学上，关于内容与形式的争执永无止境，但在教育上，好的教育方式方法与好的教育内容同样重要，永远都是好课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时代发展变迁，网生代官兵渐成主流，如果不能通过好的载体、形式、方法，第一时间撬动他们的心灵，就很难让教育课入脑入心。只有不断总结创新方式方法，适应新的形势任务、新的部队实际，不断改进教育形式，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走深走实。

　　（余海洋、张亚博摄）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