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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政协港澳委员热议“通关”湾区利好******

　　中新社广州1月11日电 (记者蔡敏婕)广东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正在广州举行。港澳委员热议香港和内地逐步恢复“通关”后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利好。

　　今年1月8日开始，香港与内地恢复首阶段“通关”。不少港澳政协委员带着新鲜出炉的提案“北上”。

1月8日，香港与内地首日“通关”，有前来迎接的亲友与香港旅客相拥。中新社记者李志华摄

　　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澳门科技大学荣誉校长刘良此前在香港和澳门分别工作十余年，如今回到广东工作，担任广东省中医药科学院首席科学家。

　　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刘良表示，近年来，乘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东风，三地推动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成效显著。“通关”能便利三地人员交往和合作拓展，对粤港澳中医药深度合作融合发展也将产生很好的带动作用。

　　“在发展中医药方面，港澳国际渠道广阔，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方面具有优势，而广东可以为港澳地区提供人才、原料和技术支持。三地‘复通’后，可以提高融合效率，加快打造大湾区中医药科技创新高端平台，建立得到国际认可的中医药产品及其质量标准，进一步推动大湾区中医药科技创新的高层次国际合作。”刘良说。

　　广东省政协委员、香港广东青年总会副主席林至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与世界各地一样，都在抢人才，恢复‘通关’后，有利于湾区更好地吸引人才尤其是国际化人才的加入。”

　　广东省政协委员、澳门中小型企业联合总商会常务副会长陈美仪表示，如今可以观察到澳门的游客越来越多，路面车流日渐繁忙，热闹的景象让她对未来充满期待。

　　恢复“通关”后，粤港两地如何更好融合发展？广东省政协常委、香港广东青年总会主席霍启山认为，粤港融合实质上是“差异化互补”，在保留各自基础优势上，进行合作和互补，塑造全新的区域发展核心引擎。

　　广东省政协委员、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智库主席庄守堃表示，香港可以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寻找海内外发展机遇。香港科创企业也应该把握机遇，为大湾区引进更多优质的科创项目。

　　“我们应当‘乘势而为’，加快做好人才流通、基建联通、机制互通、资金融通以及资讯畅通等工作。”广东省政协常委、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煇说，在基建连通方面，按照“轨道上的大湾区”要求，建议加快推进广中珠澳高铁、深港西部铁路等大型轨道交通线路的规划建设。同时，根据恢复“通关”后的实际需求，尽快加密广深港高铁在庆盛站的停靠班次。

　　而在资金融通方面，郭基煇建议广东以前海、横琴、南沙三大平台为试点，适当降低港澳企业设立跨境资金池的相关要求，并在资金使用方面给予更大弹性，为港澳企业在大湾区投资兴业提供资金融通便利。(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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