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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众彩票返点2024-04-07 17:48

20余省份完成换届，这些正部级岗位迎来新人******

　　中新网北京1月18日电(记者阚枫)2023年省级地方两会接近尾声，换届之年的省级两会，人事议题颇受舆论关注。截至18日，已有20余省份已完成省级人大、政府、政协三套班子的换届，数十位官员在正部级岗位上履新。

资料图：内蒙古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现场。韩卿立摄

　　10余省份省级人大常委会迎来新主任

　　按照惯例，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西藏、新疆外，其他24省份人大常委会主任均由省级党委书记兼任。

　　此次省级人大领导班子的换届中，截至18日，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上海、浙江、福建、江西、重庆、四川、陕西、贵州、湖北、山东、新疆的省级人大主任出现变动。

　　这些省份中，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浙江、福建、江西、四川、陕西、贵州、湖北、山东去年新上任的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获任当地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

　　此外，在上海，董云虎当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其此前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在天津，喻云林当选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其此前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重庆，王炯当选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其此前任重庆市政协主席；在新疆，祖木热提·吾布力当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其此前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资料图：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现场。邵国良摄

　　已有3位代省长“去代转正”

　　在省级政府方面，今年的省级人代会上，有4位代省(市)长作政府工作报告，他们分别是北京的殷勇、黑龙江的梁惠玲、陕西的赵刚、山西的金湘军。

　　去年10月以来，上述4地的省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他们为代省(市)长，在北京，此前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殷勇获任北京市代理市长，在陕西，此前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延安市委书记的赵刚获任陕西省代理省长，在黑龙江，此前担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的梁惠玲获任黑龙江省代理省长，在山西，此前任天津市委副书记的金湘军获任山西省代理省长。

　　他们中，1969年8月出生的殷勇为目前31省份中最年轻的省级政府“一把手”，梁惠玲则是继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王莉霞之后，目前31省份中第二位女性省级政府“一把手”。

　　在今年的省级地方两会上，截至18日，金湘军、梁惠玲、赵刚已经“去代转正”，当选为省长。

资料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现场。周孙榆摄

　　10余省份政协主席换人，多数为异地调任

　　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的换届中，“一把手”变动幅度最大的是省级政协。

　　截至18日，已有18省份省级政协主席换人，包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上海、福建、江西、河南、湖南、广东、海南、重庆、贵州、云南、宁夏、甘肃。

　　观察此次履新的省级政协主要领导，异地调任的特征较为明显。上述履新的省级政协主席中，有13人是异地调任，其中，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福建省政协主席滕佳材、重庆市政协主席唐方裕、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来自中央机关、国家部委等部门。

　　17日，人民政协报微信公众号发文分析此轮省级政协人事变动的特征。文章称，此轮地方政协主要领导干部调整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特点，干部选任来源广泛加上异地交流增多，有利于提高政协班子的整体功能和决策水平，改善人民政协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激发中国式民主的生机与活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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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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